自从上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,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,随时准备万一宋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时,她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。
待到抗日战争爆发后,史沫特莱去了八路军总部,并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。其后,她为朱德的事迹所感动,并写出了朱德的传记--《伟大的道路》。
4.“七君子”为救国入狱
公元1936年1月28日。
这是“-·二八”淞沪抗战的4周年纪念日。在上海商会大厦里,陆陆续续来了800多人。他们本是分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、上海文化界救国会、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、国难教育社、职业界救国会、电影界救国会、学生界救国会、工人救国会和新闻界救国会等各团体的。这些团体的领导者,多是几年来与宋庆龄一起从事民权保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。他们今天走到一起,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;而当时的蒋介石政权仍然视而不见,仍把主要的兵力都用于对付共产党和红军。抗日救亡运动,必须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,以实现“逼蒋抗日”。
这是一个纪念“-·二八”淞沪抗战的大会,也是一个新团体成立的大会。这一天,上海各界分散独立的救国会,已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,他们选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,向外界公开宣告他们联合的新产物--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诞生。
在这天的成立大会上,宋庆龄和何香凝、马相伯、沈钧儒、章乃器、胡子婴、史良、王造时、邹韬奋、李公朴、沙千里等30人被选举出来组成了理事会。后来又于当年5月,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,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又在上海秘密成立。它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。那天的大会还选出了沈钧儒、章乃器、陶行知、李公朴、王造时、史良、沙千里等14人为救国会理事会的常委,以主持日常工作。
当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实际领袖之一,她虽没有出面直接进行领导,但是她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,以贯彻党的路线,并帮助救国会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--这就是不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,而是要推动国民党与各党派之间实现共同抗日;不再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,而是力争使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生存,以便开展更多的工作;同时,救国会还汲取了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经验教训,完全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。
那还是救国会成立之初的一天,一位过去随同宋庆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,忧心忡忡地来见宋庆龄。茶水还没上来,他就着急地说:“孙夫人,全国各界救国联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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