帐户作为储备之用。
这个《储蓄银行法》当即遭到了上海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。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,要求作重大修改。银行家们认为,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,殊非寻常。
然而,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。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、地址和存款余额。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。
当时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《储蓄银行法》是不现实的,如果实施,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。但是,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,其用意十分明显,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,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。
于是在一系列高压政策下,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,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,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。
春去秋来。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,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,对孔祥熙越权亦十分恼怒,对蒋介石则更是生气。终于,宋、蒋矛盾加剧,一场孕育已久的暴风雨来临了。
那天,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,蒋介石和宋子文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
宋子文自幼是吃洋面包长大的,实行预算审计制,本是宋子文采纳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得意之作。实行国家预算,对当时中国来说尚是个新事物,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。多少年来,金口玉牙、一言九鼎的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,花费无度,怎么会受“预算”的限制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呢?此事历代如此,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。
当初宋子文留学西方,对欧美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,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施行预算制,必须做到收支平衡。作为财政部长,从国家管理正规化、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角度出发,宋子文最初曾非常认真地计划着国家预算,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、争取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。
而蒋介石则对此漠不关心,时冷时热,故4年过去后此事仍无结果。可宋子文却偏凭着国舅地位和执着不改的脾气,再三进谏,再三坚持。直到1931年政府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--主计处,并于次年9月24日首次颁布了《预算法》。预算体制确立,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,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。
但两个人就是否严格执行预算问题,旋又出现冲突。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,例如1929年南京政府总支出为6.19亿元,而其中军费竟达2.66亿元,行政费用为1.46亿元,经济建设却是分文不支;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。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,对如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,何况宋子文还是经济学博士呢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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