结束,蒋介石便向宋美龄提出人教之事。于是,在宋美龄的安排下,1930年10月23日夫妇二人携手回到上海。然后在宋家老宅,由美籍传教士江长川牧师主持仪式,为蒋介石洗礼人教。
当时蒋介石人教,并不仅仅是信仰问题,另外还有一个政治问题。明眼人一看便知,那是为结好宋家以及欧美各国。因宋家与美国交情甚笃,眼下日本靠不住,靠近美国就必须亲近宋家,这是其一;其二,此前蒋介石与宋子文在抗日问题上已有不同政见,致使二人关系有些紧张,人教也为缓解这种矛盾;其二,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和其姐夫孔祥熙当年是其红娘,人教更能取得他们政治上的信任和支持,以便为蒋荣登“总统”宝座更加奔走卖命。正因有这三条,蒋介石才铁下了皈依之心。
蒋介石入教后,常向下属炫耀自己是虔诚的基督教徒,大讲基督的“博爱仁义”以及西方信教的文明史。而实际上是为他这个“上海十里洋行”出身的投机者搽油抹粉,正名镶金,以为来日其荣登“总统”宝座创造条件。
在这个渡人耳目的幌子下,当时蒋介石的权力欲极度膨胀。比如他提出早日召开“国民会议”,制定训政时期的“约法”,这实际就是他想登上所谓“总统”宝座的第一步。因此早在1930年,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便一针见血地指出:“蒋氏实欲于国民会议提出总统,然不敢明言……拟收买云贵及长江以南之各省猪仔代表,于开国民会议时临时提出修改约法,加入总统。”
而胡汉民这位在国民党中有资格的要员、当时的立法院院长,也与孙科看法略同。对于蒋介石欲谋总统之企图,当时他亦竭力抵制。同时蒋氏的独裁,更早使胡汉民不满。蒋、胡之争可说由来已久。
一次胡汉民公开发牢骚说:
“有一次,在中央党部会议,议决了什么案。这案议决了,陈立夫说,还得问问介石的意思。这时蒋介石在前方。我听见立夫这么说,先站起身说话……大家也忍不住了,慨然说:‘既然党部的决议还不能作准,又何必提出来?’有一次,我在中央党部告诉陈立夫说:‘其实什么机关都可以不要,只存一个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便可以了。’既简捷,又经济,这样一实行,对于减少目前的财政恐慌,大概也不无小补!介石是不是什么事都要闻问,我不得而知。但陈立夫、陈果夫等人,对任何事件总说:‘介石不知意思如何……’难道在政府党部之外,又有一个太上政府和太上党部,总持一切吗?”
当年胡汉民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,目的就是要遏制和反对蒋介石权位欲的无限膨胀。
但不久有人就把胡汉民上述的一番话传给了“剿共”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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