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。她当时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,并开始用中文写作,而且取得明显进步。多年以后,周恩来曾称赞宋庆龄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,有独特的风格。
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,不久从国内来的朋友陆续在柏林聚集。最初到达的人中,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。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。他们带来的消息是,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摧毁国内所有进步的事物。但人民起义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。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,只是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。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,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,以采取新的行动。
当时,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一1927年革命的教训--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,以及如何防止再次出现。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,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。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,但援助应该给谁?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,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?在这些问题上,当时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。
邓演达主张,解决占中国80%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,即土地问题,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。他认为孙中山先生“耕者有其田”的口号,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。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,则还要从实际出发,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,当时的技术水平,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,逐步解决这个问题。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,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,改善农民的生活,首先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,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。所以,最好分田到户,由农民自己来管理和经营。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,有权种植自己所需的粮食和其他作物,政府不得干涉。只有占全国人口80%的农民富裕起来,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,工业才可启动发展。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中国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、繁荣富强的国家,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。
邓演达当时告诉来访者说,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,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。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“行动”就是为了这个。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,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。当然,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,但在中国社会实践中必须自辟溪径。
历史后来将显示,邓演达当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,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,是有坚实根据的。但他稍后坚持以“第三党”来取代国共两党,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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