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之后,最后的一个大儒是曾国藩,他的学说重修身待人,由于当时的世界环境,也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。只是一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久便至,儒学被推倒在泥坑之中,他的学说,则只影响了包括毛公、蒋公在内的一大批上层领导人。而所谓圣人、君子到底有多高呢,从曾国藩的一件事里就可以看出:他曾经效仿曾参,日三省吾身——为人谋而不忠乎?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传不习乎?如此每天坚持,持续了一个月,最终导致耳鸣、眼蒙,在自我反省中吐血晕倒,因为思虑过甚。而这种严格三省吾身的准则,也是到他老年才能够达到。
及至工业革命开始,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。究其根由,在于科技的发展使得一个人可以使出几十人几百人的力量,可以创造以往几十几百人的生产力。而在之前的社会,无论如何,一个人,就是当一个人用的。儒家也好,种姓制度也好,都是属于这种前提下的人治,如果没有科技的推进,它们几乎可以永远自洽。
但科技的发展要求人膨胀自己的私欲、渴望,发挥每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,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本人治的本质。不被禁锢的人性才能发挥出令人咋舌的巨大光芒,当然,后来变成“不被禁锢的积极向上的人性”,后世美国的自由主义、普世价值,西方的文人精神,无不由此中心而来。
儒学终于被推翻了——它也确实该被推翻,但中国人的根子上有着太多儒家的烙印,以至于后来旧文化被统统推倒新文化未生时,有着太多的阵痛。而后世中国人的思维模式,依旧与西方存在太大的差异。
国人分析事物的方法是由整体到部分的,而西方的科学分析法则由部分到整体,这就是所谓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的核心。但由整体到部分,首先需要一个成型的整体,若没有,则只能想当然。而由部分到整体,则只需要严格的逻辑拼凑,不管最后的整体是什么样,总之都可以动起来。这导致了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整体差距。
而在社会基础上,西方的自由精神核心在于先讲理,也就是说,先规定每个人有多少的权利,而后厘定美德,譬如说一艘救生船眼看载了太多人要沉,有人还要上来,你可以将他推下去。这是道理,无人指责,理所当然,你若冒着生命危险依旧救他,这是美德。而在国人方面,首先厘定太多太多的美德,你应该退让,你应该不争,你应该如何容让地对待他人,让社会和乐融融,哪怕规定社会权利是一,每个人也永远只能得到零点七,每个人另外的零点三去了哪里,它们则往往被那些不愿意容让也不在乎面子的人掠夺一空,于是永远只有善人或想做善人者被指责,至于恶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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